媒体:千家催收企业都在长沙 始料未及真相简直太意外了

被查之前，湖南永雄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催收公司，2019年曾尝试赴美上市，冲击“催收第一股”，但未成功。招股书披露，截至2019年6月30日，永雄占据16.6%的市场份额，是第二名的两倍，公司在29个城市的运营中心拥有一万多名全职收款员。

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六个月里，公司72.3%的收入来自信用卡催收，27.7%来自网贷等在线金融平台催收。

“这个行业没有护城河。”一名从业约30年的催收公司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大的成本是人工和租金，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律所曾是催收主力

1990年代，广东是改革试验田，当时追债需求旺盛，诞生了一批提供催收服务的机构，律师事务所是其中的主力。

湖南永雄创始人谭曼就是律师出身。《经济前沿》杂志2005年对他的专访中记述，湘潭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谭曼南下广东，从2003年开始先后执业于广东天伦律师事务所、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专项从事金融不良按揭贷款催收工作。

谭曼在这项工作里迅速崭露头角，尤其擅长住房按揭、汽车按揭等个人消费信贷催收。“形成了以电话追收、催收函追收、上门追收、与开发商联合追收、与保险公司联合追收、诉讼追收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追债方法”，不到三年为金融机构追回不良按揭贷款上亿元。

深圳佳信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纯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的前身是1991年深圳市信息中心信息部与美国邓白氏商业资料(香港)有限公司(下称邓白氏)合作组建，为企业开展国际商账追收，她担任项目负责人。

王纯红回忆，来参加合作签约仪式的有十几家律所，大家想不明白，“这明明是我们律师干的事，为什么市政府让你们干?”

当时诉讼几乎是追账的唯一手段，提供追账服务的商业公司并不允许成立。王纯红介绍，深圳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产生大量应收账款，1991年前后仅被香港企业拖欠的金额就高达10亿元。而彼时内地和香港之间尚无相关司法渠道，这才第一次成立专业追账机构。

1993年深圳市信息中心依托合作项目成立深圳信隆商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里的“代理追收国际、国内欠款”是经过特批才写上的。

律师追账更加名正言顺。以湖南永雄主打的信用卡逾期催收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即为恶意透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湖南永雄早期也以律所名义开展业务。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就业与创新创业网2016年刊登的一则湖南永雄集团招聘信息显示，湖南永雄的前身是2006年成立的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旗下尚有一家协议控制律所。

在湖南新化县，南方周末记者看到，湖南永雄集团准备上市的主体湖南卫成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的大楼就位于县法院对面，周围有多家律所。公司门口的保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公司处于停业状态。

“警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诉讼时间长、成本高，尤其对单笔金额较小的个人信用卡逾期来说并不划算，这给了湖南永雄等第三方商业机构市场空间。

2005年前后，中国信用卡发行进入高峰期。中国银联战略发展部的一份报告显示，2005年国内市场信用卡新增发行量在500万张以上，2006年这一数字达到1560万张。

随着信用卡发行量增大，逾期问题开始凸显。一位在经侦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王纯红，有银行找到他们反映信用卡逾期问题。当时银行没有其他渠道解决这一问题，而“警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借助和邓白氏合作的经验，2005年王纯红成立了深圳市佳信征信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为银行提供信用卡逾期外包催收服务。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显示，同年谭曼成立佛山市天曼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银行等机构提供个人不良消费贷款清收服务。

张天一在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做了五六年信用卡催收工作。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银行一般有自己的催收部门，逾期三个月以下的客户通常由银行进行催收。超过三个月，会委托给第三方催收机构。

这是催收难度最大也是佣金最高的业务。湖南永雄在招股书中披露，2017年到2019年第二季度，M3(逾期超过三个月债务)阶段的有效催收佣金率是40%左右，即收回的逾期账款中约40%归湖南永雄所有。这一比例比催收逾期三个月以下的业务高一倍。

湖南永雄的业务正集中在这块难啃而有油水的硬骨头上。招股书显示，湖南永雄在M3催收市场上占8.9%份额，是第二名的四倍。2019年前两季度每月平均在催收的M3逾期金额接近430亿，是同期逾期三个月以下金额的约13倍。

这背后是中国信用卡不良率的持续攀升。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情况报告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继上一年三季度(880亿元)后再次突破800亿大关至838.84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17%。

“银行及其他持牌机构的消费信贷不良，现在基本上也只能靠催收和祷告。”在2020年6月26日复旦大学金融系列线上讲座上，曾任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副总经理的张化桥在演讲中说。

在他看来，未来5-7年内很可能是中国不良资产行业的黄金时段，而催收机构能帮助放贷机构收回应该收回的资金，“对社会有巨大贡献”。

在湖南永雄的招股书上，张化桥担任湖南永雄执行副董事长兼董事。董事名单中还包括曾担任海通证券(600837.SH)董事长长达18年的王开国。

人海战术

在银行打了六七年催收电话，张天一觉得压抑。员工只要简单培训后掌握话术技巧、能看懂相关账单就可以，之后的工作就是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两班倒地打电话。“只要你会说话就可以做这份工作”。

保持一定体量员工规模成为催收公司的重要竞争力，催收员越多才能打更多电话，催收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这个东西是要人海战术。”长沙克瑞迪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克瑞迪)董事长石清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学生创办了一家催收公司，告诉他催收员要在200名以上才能盈利。

湖南永雄无疑是使用人海战术成功的催收公司。据招股书披露，截至2019年6月30日，它是中国最大的信用卡应收账款追回服务提供商，拥有10915名全职催收员，占员工总数的95.0%。

湖南永雄的办法是在人力成本低的城市大量开设分公司。公司微信公号显示，湖南省外设有19个分公司，主要位于广西、江西等省份的三四线城市。湖南省内的14个分公司则除长沙总部外，遍布各地级市。

2017年，湖南永雄将上市主体湖南卫成信用风险管理有限公司整体搬迁至新化县。这里是谭曼的故乡，2019年摘帽前一直是湖南最大的国家级贫困县。卫成公司的大门口，挂着“新化县就业扶贫示范基地”的牌子。

在2019年的授牌仪式上，新化县县长左志锋介绍，卫成公司自迁入新化以来，为新化及周边地区提供就业岗位上千个。公司还与邵阳学院、怀化学院、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和邵阳职业技术学院等近20所大中专院校签署了就业合作协议。

王健2018年曾在湖南永雄长沙总部做催收员，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公司的催收员大部分是95后大专生，工作两三年已经算老员工。

因为人员流动性大，公司鼓励内推。每介绍一个人能收到500元介绍费，只要对方不离职，介绍人每个月都能收到这笔钱。“有些员工只靠内推，介绍几十个人进来，每个月也有几万块收入。”王健说。

在他当时办公的大楼里，湖南永雄占据了两层，坐满催收员。员工从9点上班开始打电话，办公区有纠察员不停巡逻，发现有玩手机等怠工行为会上报，整个小组都要被处罚。“其实就是工厂的感觉”。

每天上班打卡后，王健要对着公司发下来的信息表挨个打电话。表格上记录着欠款人姓名、住址、欠款银行和欠款金额。他每月的底薪只有2500元，收入主要靠催收提成，每收回一笔钱能抽成9%。

但只靠打表格上的电话成功率不高。这些信息由公司通过银行等客户渠道获取，不少欠款人看到陌生电话根本不接。干了三个月，王健只收回一万块，赚了900元。

介绍他进来工作的同学私下教他诀窍，包括给住址所在地派出所、村委会打电话，让工作人员转达催收。或冒充机主打给网约车平台，以丢东西为由询问行踪轨迹。

“就跟侦探一样，不停想各种办法挖这个人的信息，设法联系上他本人，最终目的就是让他还钱。”王健说，公司明面上也有各种规定，要求不能加债务人微信、不能辱骂或威胁对方。公司对每通电话有录音，如果被债务人投诉也会被处罚。

“但核实(录音)也是人工核实，你会为了几万块流水费劲去核实吗?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流水。”王健说。

千家催收企业齐聚长沙

在湖南长沙，湖南永雄这样的企业有上千家。

企查查显示，湖南永雄的经营范围包括受银行委托对信贷逾期户及信用卡透支户进行函件通知服务、受银行委托对信贷逾期户及信用卡透支户进行电话呼叫服务。同样的经营范围，全国有1269家公司，其中1226家位于湖南长沙。

长沙的出租车司机对催收公司耳熟能详。周军在长沙开了两三年出租，一看行程目的地是湖南永雄，便开始细数公司被查的事。他也曾收到催收公司发来的短信。一位不相熟的朋友欠款，对方催债催到他这里。

“长沙好多。”他指着路边挨着一家银行的大楼说，“这里就有一家。”

长沙能聚集大量催收公司，源于当地注册条件宽松。2015年6月，新华网湖南频道报道，长沙市商事登记经营范围系统新增两条内容——受银行委托对信贷逾期户及信用卡透支户进行催收服务(不含金融业务，凭银行委托协议开展服务)、应收账款管理外包服务。

这是信贷催收服务和应收账款管理外包服务首次被列入企业注册经营范围，且不需前置或后置许可条件。新华网湖南频道专门采访了谭曼，当时他的身份还是湖南永雄律师事务所主任，承接十多家银行累计百亿元信贷催收业务。报道称，长沙注册条件放开后，谭曼正在注册同名公司以便开展业务。

克瑞迪是第一家在经营范围里列入这两条的公司，董事长石清光目前担任湖南省信用管理协会轮值会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此之前，湖南一直在推动信用体系建设。

克瑞迪是湖南第一家信用管理公司，一开始的业务以信用管理师培训、企业信用管理咨询为主。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此类业务需求并不大。石清光最初预计企业三年不赚钱，结果五年也没有盈利。

在经营过程中，石清光发现，与培训和咨询相比，企业收账难的问题更突出。他开始将业务重心转到替企业催收应收账款，最初经营范围不能注册，报告打到长沙市才批下来。随后，长沙开始放开此类业务注册限制。

此前，成立催收企业一直受到严格限制。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明令禁止开办讨债公司，从事讨债业务。2000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再次发文取缔各类讨债公司，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

中国小微信贷机构业务创新合作机制发起人嵇少峰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催收公司占用资源较少，能够贡献税收。但出于监管风险考虑，目前其他地区注册成立催收公司限制较多。

湖南永雄公司微信公号显示，2020年永雄集团贡献税收近2亿元，被长沙高新区评为“2020年度税收突出贡献功勋单位”。